2006年3月16日，837张拍摄于1935—1937年间的珍贵原版底片颠沛多年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。而此时，距离这些底片的拍摄者方大曾悄然失踪已过去了将近70年的时间。70年前，这位风华正茂的战地摄影师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战第一线，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信息传递到后方。然而就在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，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，年仅25岁。

方大曾家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原版照片，系方大曾从绥东前线寄给母亲的肖像照，照片上有方大曾本人的亲笔题记。

方大曾，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很早就神秘失踪在了抗战最前线，可能只活了短短的25岁（1912—1937？)，而他留下来的大量摄影作品也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直到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。

然而翻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在80多年前，方大曾绝对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，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，他的笔名“小方”频频出现在《申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世界知识》、《大公报》等重量级报刊上，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。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人们才再度“发现”了这位抗战之初重要的战地摄影师。尽管如此，关注和研究他的也仅限于新闻界、摄影界的少数专业人士。作为近代中国摄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，方大曾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名战地记者。尽管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，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“中国的卡帕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的经历甚至比罗伯特·卡帕还要传奇，就连他遗留下的底片所经历的坎坷命运，也颇富传奇色彩。

绥远省天真烂漫的儿童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据知情者介绍，方大曾失踪后，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北平的家里，由其母亲保存。根据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，哥哥留下来的所有底片装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中，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，由于底片中有涉及中国政府抗战的题材，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，她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，只剩下一箱。1947年，方澄敏女士从重庆回到北平，开始保管这批底片。

绥远前线中国军队抗敌将士的英姿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红卫兵到处破“四旧”抄家。由于底片当中有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内容，她怕被抄后受到迫害，就将底片交给了单位的红卫兵组织。退休后，方澄敏一直惦记着哥哥留下的这批底片的下落。1975年的一天，她来到单位，发现用报纸包着的底片在原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，与一些杂物堆在一起，散落在地。她向单位说明情况，将底片要了回来。在单位食堂里，她又发现用来装底片的小木箱被当作收饭票的工具，于是向食堂解释说小木箱是她哥哥的遗物，希望能拿回去留作纪念。在征得食堂的同意后，她自己做了一个新箱子，将装底片的木箱换了回来。取回底片后，方澄敏开始整理这批底片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好地加以利用，以此来纪念她那失踪的哥哥。

绥远前线，阵地上的中国军队机枪手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台湾《摄影家》杂志的创办人、摄影家阮义忠通过介绍，登门拜访了住在北京协和胡同10号院的方澄敏女士。他看了底片后，认为很有价值，因此挑选了一部分拿到台湾，发表在《摄影家》杂志上（1994年第17期）。至此，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后，方大曾拍摄的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1989年，方澄敏感到自己年事已高，精力有限，无法很好地处置这批底片，因此将其交给中国摄影出版社的陈申保管。陈申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研究了这批底片，编写出版了《寻找方大曾——一个失踪的摄影师》一书。

约在1996年，方澄敏从陈申处取回照片，并于1997年托人将底片从北京带到四川，交给在四川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外甥张在璇。张在璇对底片进行整理研究，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了方大曾摄影作品展，以示纪念。直至2006年3月16日，经协商，张在璇最终将这批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。

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，我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。身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，当初次看到这批罕见的历史影像时，我顿时震惊了。从那时起，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。虽然此前，国内已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向公众介绍过方大曾的事迹和作品，但能够近距离同这批珍贵的藏品接触，自己显然更加幸运，而所背负的压力也更重。

大约从2010年起，得益于工作的便利，我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。由于特殊的原因，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，这就给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。透过影像我们看到，837幅画面，有老人、小孩、苦力、军人、乞丐、喇嘛、学生，有寺庙、教堂、名胜、古迹，有街巷、集市、车站、码头，有城镇、乡村、林木、山川，还有烽烟战场……而要想透过这些凌乱的“碎片”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“拼图”，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但或许是本能的好奇心在驱使，又或许是感动于摄影师的传奇与悲壮，更或许是方大曾在冥冥之中督促着我，我的心中总有一个念头在萦绕：无论存在什么困难，也一定要给逝者一个交代。

绥远抗战爆发后，赶赴前线进行慰劳活动的山西各界代表抵达集宁车站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由此，我开始了一趟漫长的“发现”之旅。仿佛一个探案者，满怀期待地叩开那扇门，瞬间走近80年前那位朝气蓬勃、才华横溢、视死如归的摄影记者，进入80年前他镜头下那个纷繁多彩的世界。

五年来，为了搞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这批底片的具体内容，我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，以及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的相关资料，从中获益匪浅。令人兴奋的是，结合当年报刊上方大曾所发表的各类作品，许多底片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，最终真相大白，从而避免了以往一些研究者比较笼统地进行图注的尴尬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一项意外的重大收获：在对馆藏老照片进行整理的过程中，我偶然发现了另外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。这批照片收藏在李公朴遗留的相册中，作者标注为全民通讯社。而据考证可知，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参与创建的中外新闻学社，而1937年8月李公朴在山西组建全民通讯社时，方大曾就是其中一员。据著名摄影家吴群1985年的怀念文章追述：“值得庆幸的是，抗战前后小方所拍的许多精彩照片及原底，大部分没有遗失。他留在北京外交部街协和胡同老家（门牌已由七号改为十号）的数百张底片及一些小样片，现在仍由其妹方澄敏完好地替他保存着。他交给天津中外新闻学社发稿的照片和底片，周勉之离津时，将它全部装在一个衣箱内随身带走。经过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，未被侵略军及汉奸查出，安全到达武汉。这部分照片和底片，连同后来全民通讯社在武汉、重庆时期所拍摄的时事照片和底片，皆由吴寄寒在新中国成立后备文送交中央档案馆保存。这是同志们十分珍惜小方的血汗结晶与贡献，郑重地将他的摄影遗作献给党组织，交中央存档，让小方的革命摄影业绩流传千古，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。”原来如此！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这批照片与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，我们又发现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。

破败的长城，流浪的人们，一切都仿佛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。方大曾摄于1935年前后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方大曾带给我的惊叹越来越多。原来在众多历史教科书、展览及出版物中流传广泛的“守卫卢沟桥”等经典照片，居然就出自他手！也正因如此，作为守护这笔宝贵遗产的责任人，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。五年来，一想到方大曾这个名字，我就充满了惭愧、惶恐和痛心，当然偶尔也有振奋和期待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次“还债”之旅。为了对逝者有所交代，本人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学术论文（《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》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2013年第10期），并尽力向公众介绍他的事迹（《一名战地记者眼中的绥远抗战》，《中华遗产》2013年第7期），然而这些努力毕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。

绥远前线，运送弹药的中国士兵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绥远前线，行走在荒漠上的中国军队的骆驼运输队。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。

 

有那么一段时期，我似乎完全进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，甚至偶尔在梦中也会同他相遇。梦境中，英俊爽朗的记者“小方”跃马奔驰在大草原上，然后背影便渐渐消失在大青山之巅；有时又仿佛看见他出现在绥远前线庆祝战斗胜利的人群中，他那风尘仆仆的笑脸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；梦中的他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，任时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……

 

在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中，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，从拍摄时间上看也比较有连贯性。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，为缅怀先烈，本书尝试以绥远抗战为主线索，将方大曾的摄影作品“嵌入”这段特殊的历史，旨在从中“发现”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。

 

 

令人欣慰的是，就在《绥远1936：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》行将付梓之际，由我参与策划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抗战摄影展也将拉开序幕。而作为该展览的重头戏，方大曾的绥远抗战摄影展也将首次与公众见面，希望这些工作聊以告慰逝者及其家人。7月7日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《抗战与文艺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》，方大曾的作品就位列其中，《绥远1936：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》也与读者正式见面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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